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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旅途上,爱恨情愁虚名浮利转眼即逝,重要的是对得起父母天地良心,也对得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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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现实对“主义”的颠覆 / 作者:展超  

2017-02-07 03:14:01|  分类: 原创精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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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现实对“主义”的颠覆 / 作者:展超 
        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与私划分为基础,空谈什么“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争,制造了人类社会两大阵营的政治残酷对垒,导致人类近半个世纪耗费了多少资源,枉死了多少无辜生命的冷战。
        如果说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状况的悲惨,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具有崇高理想的正义性,那么,其后百多年的人类社会实践,却否定了其预见的科学性──
        世界上当时生产力最先进发达的几个欧洲国家,始终没有迎来资本主义灭亡的“前夜”,也始终没有同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以“新的先进生产关系”代替“旧的落后生产关系”;
        恰恰相反,接受其“主义”进行暴力革命的,是当时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这或许说明革命并非“主义”论证或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以生命赌明天的生存客观需要;
       “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发生后的“公有制”建立,却远未能实践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理论效果,反而衍生出种种的弊端,最终导致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的“社会主义”实践终结;
        或许,资本主义的政治家因马克思、恩格斯的提醒而改良了制度设计,分权制衡的社会监督机制有效扼制了人性难以克服的贪婪弱点,革除了社会弊端。因而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发生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期失控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与政治经济的寡头垄断;工人阶级似乎也不愿意当“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诸如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丹麦,如果有谁企图去颠覆其现政权,必然是患妄想症的精神病人。

        马克思在空想共产主义基础上创立其理论体系,最重大的缺陷是只论述社会经济,却忽视了生产与消费商品的社会主体人类。对个体人性缺乏象个体商品那样深刻透彻的剖析研究。因而他只看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的自私与贪婪,而不知道这是包括无产者在内的人性难以克服的共同弱点。一旦实现生产资料公有,而公权力并未同步实现公有,因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公权力很容易被滥用、误用、盗用,并且在专制体制中无可避免地走向腐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空想,还表现在对人性贪婪的不敢正视或无知。如果说当全人类的社会觉悟大大提高,能够克服好逸恶劳而“各尽所能”,那么,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却永远不可能丰富到能够“各取所需”。因为社会财富也总是千差万别的,甭说地球有限的自然资源无法承载人类无限的贪婪,诸如性资源就永远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恩格斯晚年反思他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学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导言》中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595、597、603、607页) 
        他在马克思墓前讲演中,仅提到创立剩余价值学说与唯物史观,只字不提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暴力专政与科学社会主义。1886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他写下了让其学说信奉者目瞪口呆的93字:“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内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人们不仅震撼他修正观点的内容,而且更震撼他追求真理的那份执着、大胆修正付出毕生努力创立学说的那份诚实与勇气。

        由于个体人的诸多局限性,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中发生偏差不足为奇,尤其在人类社会剧烈变革运动的上两个世纪。 思想意识,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近似映像。其局限性,令预言落空的风险概率,往往大于应验。因而不必苛求与责备预言家,人类在不断的社会实践探索中收获经验与教训,逐步接近非“宇宙真理”的相对真理。在这种意义上,无论经验与教训,都是属于全人类的智慧结果,并无“谁战胜谁”的非理性问题。
        当今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相对合理的差别性高税收──对基本生活必需品、低收入者,实行低税率甚至免税收;对奢侈消费品、高收入者,实行高税率──以经济杠杆调节社会分配,并辅之以高福利政策的国民收入二次分配,实现相对的社会公平正义。诸如在北欧的丹麦,呈现出“疑似共产主义”的和谐稳定社会 。
        任何事物都利弊共存,社会形态亦然。除了“奖懒罚勤”的负面效应令社会经济发展放缓,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发生经济危机。这是因为社会福利过度导致社会资源浪费、财政严重赤字诱发的经济危机,而非马克思时代意义上“丧钟响起”的经济危机。这是需要当代政治家把握平衡的“度”与强化公民社会责任意识的另一个社会问题。
        “冷战”时代相互妖魔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对立是愚蠢的。把毛的暴力专制理论推到非理性的巅峰,其“政治敌人”应承担部分历史责任。其实,丛林社会的风险来自于外部;人类社会的风险来自于内部。诸如苏联的解体,能够打垮自己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自己。“冷战”时代已经过去,现代科学日新月异的进步,不仅快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而且信息时代电子化为现代政治文明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国门已经不可逆转地打开,我们能够而且必需放眼世界,诚实地面对历史,理性地思考自己。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或许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旧文明转换交替的划时代。

        时代与实践的局限性,令马克思、恩格斯始料不及的,是在“官本位”社会中,“公有制”会蜕变成比私有制糟糕得多的“官有制”,并在社会监督有效机制天然缺失中伴生势如洪水猛兽的社会腐败。在号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名义下,却演绎着比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更野蛮更血腥更赤裸裸的剥削与掠夺。
        无论是披上引进西方宗教外衣的小农经济怪胎太平天国,也无论是被本国人民揭露其血腥暴行令人发指的斯大林,还是2009年2月17日被推上国际法庭审判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波尔布特等领导人,抑或北韩的封建世袭金三王朝,都曾经是我们政治意识形态阵营的“亲密战友”。显然,政治意识形态之争,衍生出本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无关的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分化。因此可见,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只有敲碎套在经济人格上的专制枷锁,才有独立的政治人格尊严。一个亟待史学家论证的现象是:当缺乏思想文化道德教养的社会底层领袖一旦掌握公权,其造成的社会祸害是无可估量的。
        如果“共同富裕”的梦在贫富向两极加剧分化中破碎;如果民生的呻吟越来越沉重;如果体制性的社会腐败无法遏止;如果确如坊间传闻,公权被滥用于“官二代”的疯狂敛财并向“敌对势力”国家外逃;如果代表我们利益去讨论国策的人们并非与我们坐在同一条命运的船上,那么,以“公有”为特征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已成为一块自我讥讽的遮羞布。

        人类因种族、地域、历史、文化、信仰、习惯的诸种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崇尚真美善、探求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追求美满和谐幸福生活的本性,无论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另类的追求,显然是被邪教导入了邪路。
        其实,人类不仅把政治残酷化,而且复杂化了。无论是社会制度的设计者抑或执政的政治家,只需要有我们乡村少女民办教师那“一个也不能少”的理念与情怀,何愁我们的社会不和谐稳定、我们的国家不繁荣富强,我们的民族不崛起复兴?
        请别再用什么事过境迁的“主义 ”,来剪裁关系亿万人幸福的社会实践, 丹麦疑似“共产主义”的和谐幸福生活,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2015年6月6日第三稿重新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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